五经科的考生数量不一, 《礼》《春秋》二经光原文就能比《诗》《书》二经的原文加传注还长，考生自然少。而《诗经》因为占了“字少”“简单”“传注只用一本”三大优势，学的人是五经中最多的，光它一房的考生就占到全部考生四分之一强，判卷的压力也是五房中最大的。
九月十一日, 七篇经义文才刚全部誊清，十二又考第二场诏诰表判文；十五日才誊清第二场文章, 第三场策论又至。而二十五日便要定草榜, 二十九日就要正式发榜，平均下来他们两个考官十五天内就要判五百余份卷子，三四千篇制艺，每篇的评点字数都不少于二十字……
判完的卷子还要赶着送与正副主考官复阅，再与监临、提调官共排名次、拆卷填榜……留给他们看卷子的时间哪有多少！
虽在誊卷一关, 外帘官们就先剔去了文字失格、避讳不当、涂抹过多、不作草稿之类犯了大忌的卷子，送进来的已经少了许多，梁、张二人还是不敢抛费时光，也和学子们一般点灯继烛地看到半夜。
这三场简直不是考生员, 而是考他们这些阅卷官, 考得他们眼花胸闷，看到后头也就看不出好坏了。是以乡试三场场屋文字中，考官们能认真看的也就是第一场, 第一场中评得最认真的, 也就是首篇的“小人闲居为不善”。
两位同考官苦中作乐, 看着看着卷子就跟对方说一句：“崔和衷已落入我手矣！”另一位考官便捡出自己挑的好卷说：“不然, 我这份卷子清通简易，和衷必在我手。”
比及九月二十五，三场的佳卷与备卷总算都判了出来，诗经房两位同考官各推一份最佳的卷子以备为经魁之选，都拿到李东阳和谢迁面前。
梁储选的一份批为“气清笔健、理足神完”，张璞选的则是“清思澣月，健笔凌云”，从评语上便要压他的一头。
梁储身为传胪，夸人的功力还有差的？听着张璞的评价，便跟两位主考说：“哪里有按着评论推人的，我还能评他‘健笔凌云独饶英气’呢！伯英兄易房那篇还批了‘经天纬地之才，倒海翻江之笔’，岂必是我这篇不及那篇好？不过是评文时着墨不同罢了。”
易房同考官杨杰杨伯英轻咳一声：“你们评你们的，不须拉扯我。我易房推出的经魁文章的确周密详备，俊逸清新，可称一时之选。”
他复诵着：“小人之异于君子者，大抵异于所为也。而吾谓小人自安为小人，则所为已非；小人自讳为小人，则所为更假。”
念到这里，他便看着两位诗房考官，深吸一口气，闭上眼负手而立，长叹道：“小人与君子之别只待观其行才能辨出，其所作或为非、或为假，愈善掩饰而恶行愈多。旁人看他非为则洞如观火，他自己却因自欺而以为能欺过别人，所做日渐坏去，不可挽救。此处说得何其精到有力，读之如登西山，致有爽气！”
李东阳笑道：“这段还未展开，末二比写小人恐自见恶于君子，却不知君子早知其不善之语，笔致娴雅圆熟，尚有袅袅余音在文字外，果然是学养兼优之作。伯英荐上的果然是好文章，便不因经房考官推荐，也足可列在前茅。”
谢迁这个副主考是负责填榜的，命人将易房这无争议的文章朱、墨二卷取来，当场由两名读卷官对念，听得一字不错，将他的卷放在将要填入五经魁的那一摞上，又看向诗房的两位同考：“二位同考官既争不出上下，还是叫主考西涯公评断吧。”
两篇文字各有优长，两位考官要辨的还不光是哪篇更好，还得猜哪篇是崔燮写的——李东阳作老师的要避嫌，不能把自家学生的文章列到前头，反而要抑他一抑，打落到五魁之外。
反正乡试不似会试，还要分作三甲，只要名标在桂榜上，哪怕是第一百三十五名，也是和第六名一样值钱的举人老爷。
梁储自信地说：“和衷必在我手中，我看他这篇破题便破得与众不同。”
他也和杨杰一样，曼声吟道：“状为不善之小人，揜著之计巧矣。”又点评道：“这句便有可圈可点之处，原题‘小人闲居为不善’一句便如描画眉眼，细细分明地刻画出小人掩恶著善之状，用这个‘状’字以喻原题描画之笔，岂不精到？”
一旁几位同考官点头附和道：“他是会画画的人，理宜作此语。”
张璞道：“我也看过崔和衷的卷子，他做题一向走古朴简洁，理过于辞的路子，不一定就要在破题上出新。我看这篇‘以自欺者欺君子，小人之意伪矣’点题分明，下引承题‘夫小人，非昧乎善不善也’，一语点破小人知善故为恶的本质，岂不也是擅点睛者的手笔？”
礼房一位同考官王珦道：“不然，这破题有些俗气了。我礼房便有一篇文章是这么破的，只与他这破题差三个字，是‘小人之揜著工矣’。不过以‘意’之伪代‘掩著’之工巧，是比他的文字精炼。”
不过这篇没有点出小人并非不知善不善，只是平平重写原题，不及那篇精彩。
张璞道：“破题略平，承题却一针见血。梁兄那卷承题也只写小人不见君子时便放纵他的本性为不善，见了君子才知掩著；何如我这篇先点明他非不知善恶，只是用此自欺呢？从这一句承题，文章便见高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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