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话，那就成了，”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我们一道去。”他转身对保尔说。
“好的。”
保尔看到陌生人那双安详的灰色眼睛正在审视他。那坚定的、凝视的目光，使保尔有点局促不安。灰色的短上衣从上到下都扣着纽扣，紧紧地裹住他那宽大而结实的身子，显然太小了。他的脖子像牛脖子一样粗壮，整个身躯宛如一棵矮壮的老橡树，充满着力量。
分手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他说：
“再见，朱赫来，祝你好运。明天跟我弟弟一道去把事情办妥吧。”
游击队撤走三天以后，德国兵进了城。几天来一直冷冷清清的车站上，响起了火车头的汽笛声，这是他们到来的信号。消息马上传遍了全城：
“德国人来了。”
全城立刻像捅开的蚂蚁窝一样骚动起来。虽然大家早知道德国兵一定会来，但总有点将信将疑。可是现在这些可怕的德国人已经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开到城里来了。
所有的居民都贴着栅栏和篱笆门朝外张望。他们不敢到街上去。
德国兵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他们擂起战鼓，集合了一小群胆大的居民。身穿乌克兰短上衣的盖特曼军官，走上一家药房的台阶，高声宣读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
命令如下：
本城所有居民，限于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所有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违者枪决。
本城宣布戒严，每晚八时以后禁止通行。
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
那幢从前是市政管理局所在地、革命后又归工人代表苏维埃使用的大楼，现在成了德军的城防司令部。楼房的台阶旁，站着一个卫兵。他头上戴的已经不是钢盔，而是缀着一个很大的鹰形帝国徽章的大檐帽了。院子里划出一块地方，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
中午十二点以后，规定的期限已过，德国兵清点战利品。总共是一万四千支步枪。也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没有交上来。德国人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但是搜到的非常少。
第二天拂晓，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因为搜出了他们藏匿的步枪。
阿尔焦姆一听到那命令，就匆忙回家。在院子里他碰到保尔，立刻抓住他的肩膀，小声地、但坚决地问：
“你有没有从外面拿什么东西回家？”
保尔本想闭口不提步枪的事，可是又不愿意对哥哥撒谎，结果全说了。
他们一道走进板棚。阿尔焦姆取下藏在横梁上的步枪，卸下刺刀，抽出枪栓，抓住枪筒，竭尽全力朝栅栏的柱子砸去，把枪柄砸了个四分五裂。砸下的碎块被远远地扔到花园外的荒地里。接着阿尔焦姆又把刺刀和枪栓扔进粪坑。
做完这一切，阿尔焦姆对弟弟说：
“保尔，你已经不小了，该懂得私藏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认真地告诉你：以后什么也不许拿回家。要知道，现在为了这个会送命的。记住，以后不许瞒着我。不然的话，你带回家来，给他们查到了，头一个抓去枪毙的肯定是我。你这个小孩他们倒不会碰的。现在正是狗崽子们当道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尔答应以后不把任何东西带回家了。
当他们穿过院子、正要进屋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停在了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律师和他的妻子以及女儿涅莉、儿子维克多从车里走出来。
“候鸟飞回来了，”阿尔焦姆愤愤地说，“瞧，好戏又要开场了，他妈的！”说完，他走进屋子。
保尔为他的枪难过了一整天。就在同一天，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在一个废弃的破板棚的墙角边，挥动着铁锹，拼命挖土。他终于挖了一个大坑。谢廖沙把领来的三支步枪用破布包好，埋了进去。他不愿意把这些枪交给德国人。昨天晚上他冥思苦想了一夜，实在舍不得这些心爱的宝贝。
他用土把坑填满，使劲把它踩实，又弄来一堆垃圾破烂盖住新土。他挑剔地审视了一番自己的劳动成果，觉得很满意。这才摘下帽子，擦擦头上的汗珠。
“好，这下就让他们搜吧。就是搜到了，也查不清这是谁家的板棚。”
朱赫来在发电厂干活已经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地和这个严肃的电工成了好朋友。
朱赫来把发电机的构造教给这个锅炉工助手，并且教他如何干活。
水兵朱赫来挺喜欢这个机灵的小孩。他经常在休息天去找阿尔焦姆。这个深明事理、神情严肃的水兵，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讲述日常生活琐事，特别是在保尔母亲抱怨保尔如何淘气的时候。他总有办法劝慰她，让她忘却不幸，变得快活一点。
有一天，在发电厂那堆满木料的院子里，朱赫来拦住保尔，微笑着说：
“你母亲说你爱打架。她说：‘我那孩子就像小公鸡一样好斗。’”朱赫来纵声大笑，似乎挺赞赏，“打架根本不是坏事，只是要弄清楚该打谁和为什么打。”
保尔不知道朱赫来是在嘲笑他还是跟他说正经的，便回答说：
“我从不平白无故打架，总是在有理的时候才打。”
朱赫来出其不意地提议道：
“想要我教你打架的真功夫吗？”
保尔惊诧地望着他：
“什么是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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