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们发现方法的过程是基于经验的，这并不等于这些知识的基础就必然是经验主义的。分进合击趋利避害只是便于理解，实质就是在描述各种逻辑推理过程，趋利避害代表尽量合乎逻辑，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最重要的。分进合击则只是粗略地描述了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这肯定不够精确、可靠、重要，但是，肯定比目前的经验主义方法精确、可靠、重要得多。从纯逻辑信仰和方法推导出其它最精确、最可靠、最重要的知识需要时间。”
阿梦说：“关键在于，由于历史原因，人类没有多少合乎逻辑的知识。不要多想你头脑中认为重要、正确的经验主义知识，那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赋值。例如，你认为我们必然在一间屋子里，正确性高于对逻辑的信仰，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用逻辑解释的。”
我说：“如何探索未知世界应该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但是，认识论中从未有过教人如何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理论，更不要说合乎逻辑地探索，反而避重就轻地主要纠结在什么是知识。在发现真理之前，经验主义地研究什么是知识反而是很容易犯错的。甚至，绝大多数专业研究人员都没有意识到认识论存在这种基础知识缺失的问题，没有认识到应该纯逻辑地研究知识，纯逻辑地研究知识是什么，也应该纯逻辑地研究研究的过程。其实，在研究知识之前，研究人员并不那么需要知道什么是知识，更不需要多么准确的认识，最需要的是正确的信仰和研究方法。随着正确的成果的不断出现，什么是知识自然会一目了然。这就像，不可能等到知道了什么是真理之后才去研究真理。要在发现真理之前，尤其是建立纯逻辑信仰之前，正确地定义真理都是很有难度的，很容易出错。”
阿梦说：“我们需要研究方法，但是又不愿意从专业人士那里获得不成体系的、难以合乎逻辑的方法。芳芳的理论自成体系，简单优美，而且，它是建立在更加逻辑化的思维方法体系之上的。我相信它远远优于学术界的正统研究方法。这对于经验主义者甚至也是有说服力的。至少，芳芳采用了这种方法，我部分地采用了这种方法，甚至，战争的经验都可以算是一种验证。当然，如果你是纯理性主义者，就不应该考虑经验验证这回事，而应该思考这些方法背后的逻辑。以前是没有哪怕稍微合乎逻辑的这类理论的。”
阿正问：“研究方法那么重要吗？”
阿梦说：“当然。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做研究生、博士生，目的就是要跟导师学习研究知识的方法，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只不过，现有的经验主义方法太不可靠，谬误太多。机会主义者在这个研究领域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他当初可以在不清楚目标是什么的条件下，相当精确地研究方法的细节，这就是在没有正确信仰的前提下研究后续的枝节问题，当然，这仍然比当今科学研究的问题重要得多。我则是属于一定要把目标搞得比较明白的人。例如，要研究如何做人就要搞明白人是什么；要研究知识就要知道最正确的目标、最终目标大概是什么。我偏好空降和我对目标的超前关注是有关联的，并不完全是因为我的想象力。”
我说：“从功利主义、结果论的角度看，因为方法能极大地加强逻辑推理，加强研究的效率，对方法的研究属于相对容易价值又很高的一类研究。能大幅提高研究的投入产出比。”
阿梦说：“对，他这个人成天就想着以小博大，无本万利，最明显的就是他的尖端效应理论。尖端效应代表的是有巨大的投入产出比的行为，形容其效果类似于击穿空气的闪电那样突然变得非常耀眼。”
我说：“最简单的尖端效应就是攻克难题后的继续研究，或者说追击。这应该是研究人员收获成果的主要方式。但是，这样的大胜对智人很稀有，通常不够耀眼。关键在于能力差距没有拉开。研究人员的能力无法和问题的普遍难度拉开差距，就会导致追击途中屡屡被一些问题拦住，无法形成一鼓作气的气势；而且，如果研究人员的能力没有和竞争对手的最高能力或者说社会的阈值能力拉开差距，就会导致很多人分享追击的利益。”
阿梦嫌弃地说：“功利主义者别在这里炫耀这种自私自利的推理。”
我说：“这并不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如果这个战场一个人就够了，其他人就能去支援其它战场。而且，能力增加一点就能给追击带来巨大的好处，如节约时间。如果能力不足，原本一两年的追击就可能被拖延成几十年。当然，个人利益确实放大了这种价值，不值得过于强调。”
阿正说：“我一直觉得研究是很困难的事情，当个科学家都不容易。让你们这么一说，我怎么越来越有一种遍地是黄金的感觉。”
我说：“充分利用好各种尖端效应，将它们组合起来能百倍千倍地放大投入产出比。研究过程中存在很多尖端效应。首先，由于课题价值非常不平均，关键课题的价值有尖端效应。这是无限倍的尖端效应，是最重要、最可靠、最突出的尖端效应，也是完全正义的尖端效应。而且，得到这种价值最简单，只要研究真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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