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上位之后也进行隆兴北伐；北伐的背景是：大宋刚刚经历了秦桧专权，在主和派的秦桧下野之后，主战派上台急于北伐改变国是。另一个原因是金国皇帝完颜亮撕毁了与宋国的议和协议，发兵来袭，差点渡过长江灭亡南宋，因此君臣朝野对北伐的认识较充分，支持度也较高，甚至可以说主战的气氛比宋高宗时还要强。
与宋高宗不同，宋孝宗坚决支持北伐到底，恢复中原，大臣中几乎没有公开反对北伐的，民众和士大夫支持度也比较高。只是当时名将凋零，主帅张浚虽然是主战但志大才疏，他和一线武将间的关系十分恶劣，口碑也比较差，因此无法胜任调和一线将领间分歧、统一指挥的统帅之任，结果最重要的前线大将李显忠、邵宏渊不和，彼此拆台，在大好局面下打出个符离之败，这一仗给南宋君臣、尤其士大夫留下严重的心里阴影，此后”持重“替代”恢复“，成了”朝论公议“，后来再谋北伐就很难做到认识统一，君臣同心了。
南宋的第三位皇帝宋光宗碌碌无为，他上位是因为宋孝宗内禅传位，在位仅仅五年，就又内禅让给自己的儿子宋宁宗。
而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宁宗登基之后也进行了开禧北伐。
北伐的主持是权臣韩侂胄，北伐的背景是韩侂胄本就因专权和排斥异己不为朝论公议所容，北伐目的有立功以巩固地位权力的私心，准备既不充分，内部支持度也不高，真正支持者只有辛弃疾等少数恢复派人物和北方流亡人士，其中部分支持者还心怀叵测，希望他搞砸借机弄掉他取而代之，被他整过的理学派清议臣子更是“逢韩必反”，加上此时北方金朝已逐渐巩固，中原士民经过几代之后，以宋为宗主的正统观念渐淡，宋军也并无必胜把握，结果几战不利后，以阴谋起家的韩侂胄被史弥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弄死，并把韩侂胄首级函送到金国求和。
赵葵道：“若陛下愿意北伐，那么宋与蒙接壤的地方不多，北伐便是伐金，而横舟所谓北伐却是伐蒙，与朝堂国是并不相符，史相如何会支持？”
赵葵说的也颇有道理，虽然宝庆年间蒙与宋在山东、蜀口都有军事冲突，甚至在山东的军事冲突还造成了蒙军一个郡王丧生，但并非是如蒙军伐西夏或蒙军伐金国那种举国之战。宋与蒙之间在外交上并非敌国。
通过北伐恢复旧疆，自然是以洛阳、汴梁、归德一线的河南旧地为首要任务，蒙古强势崛起后，南宋君臣似乎看到了消灭金国的机会，在强烈的民族情绪面前，蒙古虽强，却与南宋无仇无怨，这几乎成了满朝文武一个共识，于是联蒙灭金便在宋廷中有了广泛的支持。
但以名臣乔行简为代表的不少朝臣认为如果主动攻打金国，会使得金国在宋蒙夹击之下加速灭亡。可之后大宋却要直接面对更为凶残的蒙古，那更是凶多吉少。乔行简把蒙古比喻当年的女真金国，把现在的金国比喻成当年的辽国。并认为，应当先抛弃与金国的旧恩怨，将金国视为屏卫南宋的缓冲地带，以此让金国与蒙古死战。否则，古人唇亡齿寒的警示说不好就要应验。
对比士林强烈的民族情绪，朝堂高官更多的应该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线，所以北伐金国之事便变得左右为难。史弥远为主的政事堂只能采取静观其变，而不会主动招惹蒙古人和金人。
余玠认为南渡后四位帝王三个都进行了北伐，所以当今陛下亲政之后很有可能会北伐，这个论据虽然许岸不以为然，但他却是知道，历史上赵昀这南宋第五位皇帝确实亲政之后进行了南渡后的第四次北伐，而北伐的主帅便是面对面坐着的赵葵。
另一个时空中宋理宗北伐的背景是：在宋蒙联军的攻势下，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被攻破，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按照宋蒙两国事先约定，宋军和蒙军都在灭亡金国后各自撤军。南宋终于灭掉了金国，为北宋报了仇，朝野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而蒙古方面考虑到战线漫长，天气转热，粮草运输不便，所以将大军撤到黄河以北。就这样，河南成为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只有黄河的南边驻扎了几支蒙古的机动部队。
相比之下，南宋的前线已经从荆襄一带推进到信阳、邓州一线，在中原一带占据着主动权。河南是北宋的三京所在，那里有北宋的帝陵和南宋百姓的故土，上至皇帝群臣下至万民百姓，都渴望着有一天能够收复河南，光复三京。
对于前世历史上皇帝宋理宗来说，这种渴望尤为强烈。宋理宗是权臣史弥远扶持起来的傀儡皇帝，史弥远专权十年，宋理宗几乎成为提线木偶。宋蒙联合灭金的时候，史弥远已死，宋理宗终于得以亲政，他大力推行“端平更化”，革除弊政，选拔新人，希望扫去史弥远的阴霾，重振他身为南宋皇位的威严。
任何政绩，都没有收复河南，光复三京重要，宋理宗渴望一次成功的北伐，奠定自己的威望。而宋理宗提拔的革新派，比如赵范、赵葵兄弟，也都极力拥护皇帝的意志，支持出兵北伐，收复河南和陕西，将边疆打到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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