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开一个出版社，曹志强自己是千难万难，但对董书记跟李厂长这样的人来说，那根本不是个事儿。
曹志强后来才知道，他当年就算不求大领导，只求董书记跟李厂长，也能让单位申办一家出版社，再交给他承包。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权者不难。
曹志强作为个人，他想开出版社，在这时期当然难如登天。
可红光机械厂作为一家八千多人的，直属于冶金部的京城大国企，想要以单位名义申办一个出版社，那不要太容易。
之前没搞这个，只是因为太麻烦，没必要，而且怕再多一个亏损部门罢了。
毕竟在这个时期，大多数的出版社，其实都是妥妥的亏损单位，此时跟医院的性质差不多，都是差额拨款模式，还不是设计院那样的自收自支模式。
出版社真正吃香，真正开始百花齐放，什么单位都要搞个出版社捞钱的时代，那还是八五年之后的事儿了。
那么巧，也就是在八五年左右，出版社大都变成了自收自支模式的单位，一切都是自负盈亏。
可能也正是因为出版社大都变成自收自支单位，压力山大，后来的出版社才一门心思捞钱。
什么擦边球杂志，什么盗版录音带，都是那帮百花齐放的杂牌出版社搞的。
当然了，也正因为那段时间的混乱，所以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有关部门开始严查严打，一大批有问题的出版社被撤销。
另外，还要说一个小知识。
那就是在八十年代，出版社并非全都是事业单位，国企也可以开出版社的。
只是大部分情况下，比如京城这样的大城市，出版社才大多数是事业单位。
但在地方城市，尤其是一些依托企业而成立的小城市，比如青红的出生地，当地出版社很多都是国企单位，是工厂的下属单位。
在那些地方小城市里，当地机关事业单位，远不如当地国企牛逼，不光没国企有钱，还没国企有权。
所以红光机械厂作为一家京城国企，申办一家出版社，完全没问题。
只不过，国企性质的出版社，此时就不是差额拨款模式了，政府不会拨款给这种形式的出版社，而是完全由承办国企来负责出版社的开支。
但不管是事业单位模式的出版社，还是国企模式的出版社，都要受出版局监管。
所以，曹志强承包的红光出版社，只是承办单位是红光机械厂，但还要受出版局的管理监督。
在李厂长的眼里，出版社办下来后，如果能承包出去，不用往里投钱，就有人替他们养一批光拿钱不干活，拿钱还特别多的老员工，那还求之不得呢。
哪怕为了能让人养闲人，他不要管理费都行。
要知道，不管是原杂志部的老周还是老钱，又或者是牛大姐。
那些人都是老资格老干部，无论工龄还是级别都相当高，所以他们的工资也不少，平均每人每月得两百块钱。
平均每人两百，六个人就是一千二，实际上超过了一千五。
这一千五，是每个月都要给的，一年算下来就是一万八千元，真不是一笔小钱了！
还不算这些人的医疗报销费呢，此时这些工厂干部，医疗费都是全报销的！
要是加上医疗费，这几个老家伙一年下来，起码要花两三万！
这笔钱对红光机械厂来讲，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所以在李厂长看来，曹志强能承包一个杂志社，养起老周这帮闲人，本就是替红光机械厂帮大忙了，再跟人要管理费，那就有点缺德了，更别说曹志强身后还有大关系。
只是红光机械厂毕竟是国企，什么都要讲规矩，不要管理费是不行的，组织上通不过，所以怎么也得象征性的要一点。
所以，李厂长才想让曹志强选分成模式。
因为这样一来，以后只要曹志强在账面上做做手脚，年年搞个亏空，就不用交管理费了。
但曹志强偏偏不选这个，而是要选择固定缴费模式。
原因很简单，在曹志强看来，做假账哪怕你做的再巧妙，也是有痕迹的，只要有人查，铁定能查出来，而一旦查出来，那就不是补钱的问题，很有可能连执照都要被吊销。
另外，做假账也没那么容易被通过。
李厂长跟董书记都在的时候还好说，可如果换人了呢？
董书记如今五十六，李厂长也五十五了，都是快退休的年龄了。
一旦这俩人退休了，换了新领导上来，未必就那么好说话。
而曹志强呢，对自己很有信心。
他很确信，在自己的带领下，或者说在自己的系统外挂下，他的出版社一定会蒸蒸日常，成为一个恐怖的现金奶牛。
毕竟他这个出版社的经营范围可是很广，是一家综合性出版社，不光可以出书出杂志，还可以出音像制品。
也就是说，红光出版社呢，不光可以出书出小说，还可以办杂志，办报纸，甚至连音像制品都可以办。
说白了，如今的出版社就是一个发行平台。
只要你有出版社的名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国内此时最大的出版物发行机构——邮局跟新华书店挂钩。
换言之，没有出版社的皮，此时的你，自己也可以私自印刷图书去卖，或者私自录制音像制品去卖。
但是这种没有官方认证的私下行为，被有关部门查抄只是小问题，最大问题是没法快速铺货，没法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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