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粮已收，粮食也分配完毕，多余的粮食也已归仓，下一季该种什么，这是大值得讨论的问题。
李孟羲不怎么通晓农事，他以为能从别人口中问出究竟，结果别人通晓农事归通晓农事，别人知道庄稼的种类，知道耕作的每一个细节，可问到最关键的地方，问到底是种哪一种作物最好，众人所答不一，有人答说种黍子好，有人说种麦好，还有人说种豆好，答案多是集中在这三者之中。
豆科植物，可以固氮肥地，这个知道。
但，主粮的黍子和麦，说哪个好的人都有，可总归，有一个产出最高的吧。
众人意见不一，李孟羲就只能自己来判断。
种地受天时影响极大，最近几年，气温渐冷，在往后很长时间气温会越来越冷，气温低，那自然是对气温和阳光依赖大的作物，减产更多。
对气温依赖大的作物，又是什么？反过来想，气温高，阳光充足的地方，主要作物是什么？
炎热的南方，主粮毫无疑问是水稻。
由此判断，水稻对阳光和气温依赖更高，气温变低，水稻减产更为严重。
这是判断其一。
其二，似乎麦科植物，这玩意儿比较耐寒，判断理由是，青藏高原的那么冷的地方，能有青稞生长，青稞也是小麦的一种，既然属同种植物，那说明大可能其习性类似。青稞耐寒，小麦大概也会耐寒。
还有，农谚说，【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麦子可以过冬的，没听过水稻过冬的说法。
黍子，俗称小米，既然黍子也是米，假设命名法没错的话，假设黍子也是稻类，那黍子跟水稻性能应该接近，也就是，气温下降，黍子减产比麦子严重。
有此判断之后，李孟羲决议，下一季，种麦子。
料想，普通的农人有几个能察觉到天时的变化，有几个能完全洞悉气候与作物的关系，农人种地经验丰富，可经验，并不全对，经验还会带来经验惯性。
虽已经决定要种麦子，但出于谨慎，李孟羲特意详细问了黍子和麦子的习性差别，农人们答说，黍子长的快，但不耐旱，要是地好水足，种黍子更好。
一听如此，李孟羲想到，水稻也是长的快，也是不耐旱，这就又一次佐证了黍子跟水稻大可能是同类作物。
至于说，农人们说种黍子更好，李孟羲觉得农人们可能有其他考量，比如黍子好吃，比如黍子没有麸皮，直接可以煮粥吃，而麦子还得磨了才能吃。
黍子高在性价比，并不是真的产量有优势。
黍子有加工简单这一点重大优势，但是如果磨坊足够便利，麦子加工成本降下来，黍子的加工优势就荡然无存了。
综合考虑了种种，下一季的种植，全境种麦，不得再种黍子。
种麦是收获产量最高的选择。
主粮的问题讨论完，还剩下，副粮问题。夏收是在五六月份，秋种，在九至十月。
中间隔的三四个月时间，种一季主粮是根本不够的，所以在夏收到秋种中间的时间，多是种一些长的快的作物。
豆科植物既长的快，成熟时间又正好是三四个月时间，还可以给地增肥，正好适合间种。
豆类有，黄豆，绿豆，豇豆，黑豆，豌豆，等等各种豆类。
考虑到一个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巨鹿现在地多而人口不足，也就是，在耕作关口，没有太多时间去精耕细作，这是个大问题。
所以，李孟羲觉得，该种下收获最快的豆类，收获早，留出的整田和播种时间就能充裕。
生长最快的豆类，是豌豆。
李孟羲按着自己的理解说出了自己想法。
农业部官员听完李孟羲所说，都沉默了。
众人一沉默，李孟羲就敏锐察觉到了不对，“怎了？哪里有错？”
随后，官员们就给李孟羲讲解起不同豆类的差异来。
原来，不同豆类种植时间是不同的，黄豆是夏天种的，收过小麦就种黄豆.豌豆是秋天种，春天收获；红豆和绿豆是春天种，夏天收获。
具体是怎样道理，官员们说不清楚，反正要是不按天时种，就长不好。
李孟羲猜测是不同的豆类对气温和雨水的需求不同，黄豆正适合夏收到秋种这段时间。
商议完毕，夏收结束，整了田，全境种黄豆，一季黄豆收获，到秋季，再全境种麦。
依巨鹿全境土地的总体统筹，除种粮食，某些崎岖坑洼不适合耕作的土地用来种菜是最好选择。
还有，若想让全境百姓人人有病能医，靠采药和买药根本不够，必需要种植一些常用草药。
种菜和种药靠百姓自觉肯定不行，百姓们宁可把所有土地都种上粮食，而不愿浪费任何一分土地去种菜，所以，种菜和种地要靠行政手段去强制约束。
可勘察全境之内所有崎岖不便耕作的土地，将之划分为菜地，药田，乃至苜蓿种植地，乃至种植生麻，以达到土地利用的最优解。
各地土地情况不同，总有某些地方，土地都很肥沃都很平坦，可也有些地方，村落四周的土地全是崎岖难犁的土地，可不管是平坦之地的百姓，还是崎岖之地的百姓，他们除了种粮食，也都有种麻织衣的需要，于是，平坦肥沃之地的百姓，会弄几亩肥沃的土地去种麻，崎岖贫瘠处的百姓，也会去种几亩生麻。这不是土地利用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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